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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这酒有毒!”

我的故乡大概的确是没有什么文化的。 小时候过端午节,吃粽子,喝雄黄酒,门上挂菖蒲和艾草,头上扎蛤蟆藤(海金沙),羡慕哥哥姐姐去县城的大河边看划龙舟,又热闹,又寂寞。热闹的是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乱跑,可以听父亲说这一天见青都是药,只要叶子是绿的,就能摘来做药,甚至可以听他讲白蛇娘娘的故事。寂寞的是我还小,不可以跟着哥哥姐姐去看划龙舟。龙舟一定很大,很漂亮,河一定很宽,水面上洒满了金色的阳光。父亲讲的故事,听到最后也有点寂寞,救一条白蛇,并且放生,是可以做到的,可是要考中状元,才能救压在塔下的母亲,就很为难。白蛇娘娘是太可怜了,法海老和尚太可恶。可是看南坑山庙里的和尚,好像一点也不可恶,甚至对小孩还很好,怎么会有法海那样的老和尚呢? 后来在学校发的书里读到屈原,才知道划龙舟是为了救自沉汨罗江的屈原,粽子也是做给屈原吃的。但也有另外的说法,说因为很多鱼一起,救了自沉汨罗江的屈原,粽子是做给鱼们吃的,感谢它们救了大家都喜爱的屈原。不过,大家好像也不是喜欢屈原,只是觉得他被冤枉而死,很可怜。屈原好像也的确是被冤枉的。我的故乡所多的正是被冤枉的人和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被冤枉了,所以格外喜欢过端午节。 不过,连很多人都特别佩服的父亲也只会讲白蛇娘娘的儿子许仕林中状元的故事,大概那些受了冤屈的老乡也不大可能知道屈原。喜欢过端午节的理由,不老实地揣测到底,就是想高中状元,实现阶层跃迁,改变命运罢了。 改变命运是很难的。我的一个朋友曾经感慨万千地告诉我,在这个阶层而说那个阶层的话,是很不得体的。这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早背过屈原的《离骚》,也读过司马迁的屈贾列传,正是觉得自己无所不知的年龄,听了朋友的话,有五雷轰顶之感。怎么办?回头看看自己上大学前的日子,正像是拖着长长尾巴的蝌蚪,一点没有青蛙的样子,不敢相信中学时代抄了好几遍的句子“腹有诗书气自华”了。 寒假回到家,久不相往来的亲戚突然出现,拿着周易四柱预测学对我说,你命中注定,如此如此。连远方的客人也指着我家后山说,这山是鲤鱼形,你们家正好坐落在鲤鱼肚子上,难怪难怪!我就想,当年肯定也有人对屈原说,如此如此,难怪难怪! 但屈原一定想不到,后人会怀疑他的存在。廖平说,屈原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楚辞乃是秦人作的;胡适也说,司马迁写的列传靠不住,屈原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可惜我不能穿越到朝秦暮楚的时代,无法眼见为实,只知道一点儿耳食之谈,难以与前贤争讼。郭沫若是个可人儿,他写一本小册子谈屈原,先要依司马迁写的列传铺叙屈原的生平,接着驳廖平和胡适,然后就推论屈原之死,并非因为“忠而被谤”,他自杀是因为眼见郢都毁于秦火,宗社为墟,民人被难,他是有史可稽的为人民而死的第一个大诗人。这我也是不大相信的,屈原到底是国姓爷,王公贵族,就算他真的是为人民而死,那个人民也不包括无名无姓的奴隶。 屈原到底是什么人呢?历史的涂抹太模糊了,终于看不大清。假如著作权清楚,读他的《楚辞》,也觉得他祖上很阔,不需要去努力争取阶层跃迁,他对宗庙祭祀之事很熟悉,绝对是好学不倦、有俊才逸思的人。又有学问,又有才华,我是很羡慕的;至于他那很阔的地位,我不是刘邦,也不是项羽,我不羡慕,也没有临渊羡鱼之意。况且,我的那个朋友不是说过吗?那是不得体的。我得体地守着自己的蝌蚪尾巴,曾经共鸣于屈原的浩浩天问,曾经共鸣于屈原的无法面对渔父的质疑,此刻却只觉得,写《国殇》的人到底是爱惜生命的,但也并不吝惜生命,实在令人尊敬。 那么,当年郭沫若写历史剧《屈原》,让屈原站在历史和道德的高地上挥斥方遒,骂张仪,骂南后,骂楚王,大概的确也是激动时人的心的。从《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可见一斑的是,当年观剧群公激动不已,纷纷赋诗,剧作者也次韵不已,写了二三十首诗。为屈原激动,好像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总是要在一些历史的关口爆发一下。 我最好奇的是香港导演鲍方1974年起意拍的电影《屈原》,何以在香港拍的却要考虑大陆正在进行的“评法批儒”斗争?鲍方他们先要确定屈原被认为是法家还是儒家,确定被认为倾向于法家后,才开拍,1975年拍完又不敢公映,因为大才子黄霑在报纸上写文章说电影中的把持朝政的南后映射了江青。然而,时也?命也?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1977年《屈原》上映,观者如鲫,万人空巷。也不知道当时大家看的是屈原,还是其他什么。至少我看电影时,离1977年已44年,已经有些尴尬。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问号:屈原是个主张变法自强的政治家吗?屈原是个会救从公子子兰手下逃出来的奴隶的人吗?屈原是个眼里能看见大街上的民众而决心革命的人吗?我也不好简单地给出答案,毕竟我只知道一些耳食之谈,无法穿透历史的重重障壁。 这时候我就记住了电影里婵娟误喝的那杯毒酒,那毒酒本来是太卜奉南后之命用来毒杀屈原,却被口渴的婵娟误喝。为什么要让婵娟误喝?因为宋玉不成器,终于变成没有骨头的文人么?当然不是。寥寥草草地推测起来,是因为婵娟有丹橘之风,恰可奉作牺牲,证明屈原的政治理想可以召唤青年前仆后继地走在同一条路上。这一点高贵而可怕,令人凛然。抱着婵娟的屈原,听她临终前疾呼“先生,这……这酒有毒”,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正在死去呢?这一点很难猜测,只能问问当时写下这一细节的郭沫若,他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大约历史事实只能是屈原自沉汨罗,郭沫若也无法让南后毒杀屈原,只能让婵娟代死,说明屈原在政争中早已失败,但浩气长存。 因此,我想,毒死婵娟的那杯酒,其实不过是擦除一种历史叙述以便写出另一种历史叙述的试味剂,它让屈原得以无限复活。 但这都是文人的事,太缠绕了。我和我的故乡一样,大概的确没有什么文化,只知道一杯毒酒下去,人就死了,一切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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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这酒有毒!”

我的故乡大概的确是没有什么文化的。
小时候过端午节,吃粽子,喝雄黄酒,门上挂菖蒲和艾草,头上扎蛤蟆藤(海金沙),羡慕哥哥姐姐去县城的大河边看划龙舟,又热闹,又寂寞。热闹的是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乱跑,可以听父亲说这一天见青都是药,只要叶子是绿的,就能摘来做药,甚至可以听他讲白蛇娘娘的故事。寂寞的是我还小,不可以跟着哥哥姐姐去看划龙舟。龙舟一定很大,很漂亮,河一定很宽,水面上洒满了金色的阳光。父亲讲的故事,听到最后也有点寂寞,救一条白蛇,并且放生,是可以做到的,可是要考中状元,才能救压在塔下的母亲,就很为难。白蛇娘娘是太可怜了,法海老和尚太可恶。可是看南坑山庙里的和尚,好像一点也不可恶,甚至对小孩还很好,怎么会有法海那样的老和尚呢?
后来在学校发的书里读到屈原,才知道划龙舟是为了救自沉汨罗江的屈原,粽子也是做给屈原吃的。但也有另外的说法,说因为很多鱼一起,救了自沉汨罗江的屈原,粽子是做给鱼们吃的,感谢它们救了大家都喜爱的屈原。不过,大家好像也不是喜欢屈原,只是觉得他被冤枉而死,很可怜。屈原好像也的确是被冤枉的。我的故乡所多的正是被冤枉的人和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被冤枉了,所以格外喜欢过端午节。
不过,连很多人都特别佩服的父亲也只会讲白蛇娘娘的儿子许仕林中状元的故事,大概那些受了冤屈的老乡也不大可能知道屈原。喜欢过端午节的理由,不老实地揣测到底,就是想高中状元,实现阶层跃迁,改变命运罢了。
改变命运是很难的。我的一个朋友曾经感慨万千地告诉我,在这个阶层而说那个阶层的话,是很不得体的。这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早背过屈原的《离骚》,也读过司马迁的屈贾列传,正是觉得自己无所不知的年龄,听了朋友的话,有五雷轰顶之感。怎么办?回头看看自己上大学前的日子,正像是拖着长长尾巴的蝌蚪,一点没有青蛙的样子,不敢相信中学时代抄了好几遍的句子“腹有诗书气自华”了。
寒假回到家,久不相往来的亲戚突然出现,拿着周易四柱预测学对我说,你命中注定,如此如此。连远方的客人也指着我家后山说,这山是鲤鱼形,你们家正好坐落在鲤鱼肚子上,难怪难怪!我就想,当年肯定也有人对屈原说,如此如此,难怪难怪!
但屈原一定想不到,后人会怀疑他的存在。廖平说,屈原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楚辞乃是秦人作的;胡适也说,司马迁写的列传靠不住,屈原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可惜我不能穿越到朝秦暮楚的时代,无法眼见为实,只知道一点儿耳食之谈,难以与前贤争讼。郭沫若是个可人儿,他写一本小册子谈屈原,先要依司马迁写的列传铺叙屈原的生平,接着驳廖平和胡适,然后就推论屈原之死,并非因为“忠而被谤”,他自杀是因为眼见郢都毁于秦火,宗社为墟,民人被难,他是有史可稽的为人民而死的第一个大诗人。这我也是不大相信的,屈原到底是国姓爷,王公贵族,就算他真的是为人民而死,那个人民也不包括无名无姓的奴隶。
屈原到底是什么人呢?历史的涂抹太模糊了,终于看不大清。假如著作权清楚,读他的《楚辞》,也觉得他祖上很阔,不需要去努力争取阶层跃迁,他对宗庙祭祀之事很熟悉,绝对是好学不倦、有俊才逸思的人。又有学问,又有才华,我是很羡慕的;至于他那很阔的地位,我不是刘邦,也不是项羽,我不羡慕,也没有临渊羡鱼之意。况且,我的那个朋友不是说过吗?那是不得体的。我得体地守着自己的蝌蚪尾巴,曾经共鸣于屈原的浩浩天问,曾经共鸣于屈原的无法面对渔父的质疑,此刻却只觉得,写《国殇》的人到底是爱惜生命的,但也并不吝惜生命,实在令人尊敬。
那么,当年郭沫若写历史剧《屈原》,让屈原站在历史和道德的高地上挥斥方遒,骂张仪,骂南后,骂楚王,大概的确也是激动时人的心的。从《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可见一斑的是,当年观剧群公激动不已,纷纷赋诗,剧作者也次韵不已,写了二三十首诗。为屈原激动,好像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总是要在一些历史的关口爆发一下。
我最好奇的是香港导演鲍方1974年起意拍的电影《屈原》,何以在香港拍的却要考虑大陆正在进行的“评法批儒”斗争?鲍方他们先要确定屈原被认为是法家还是儒家,确定被认为倾向于法家后,才开拍,1975年拍完又不敢公映,因为大才子黄霑在报纸上写文章说电影中的把持朝政的南后映射了江青。然而,时也?命也?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1977年《屈原》上映,观者如鲫,万人空巷。也不知道当时大家看的是屈原,还是其他什么。至少我看电影时,离1977年已44年,已经有些尴尬。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问号:屈原是个主张变法自强的政治家吗?屈原是个会救从公子子兰手下逃出来的奴隶的人吗?屈原是个眼里能看见大街上的民众而决心革命的人吗?我也不好简单地给出答案,毕竟我只知道一些耳食之谈,无法穿透历史的重重障壁。
这时候我就记住了电影里婵娟误喝的那杯毒酒,那毒酒本来是太卜奉南后之命用来毒杀屈原,却被口渴的婵娟误喝。为什么要让婵娟误喝?因为宋玉不成器,终于变成没有骨头的文人么?当然不是。寥寥草草地推测起来,是因为婵娟有丹橘之风,恰可奉作牺牲,证明屈原的政治理想可以召唤青年前仆后继地走在同一条路上。这一点高贵而可怕,令人凛然。抱着婵娟的屈原,听她临终前疾呼“先生,这……这酒有毒”,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正在死去呢?这一点很难猜测,只能问问当时写下这一细节的郭沫若,他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大约历史事实只能是屈原自沉汨罗,郭沫若也无法让南后毒杀屈原,只能让婵娟代死,说明屈原在政争中早已失败,但浩气长存。
因此,我想,毒死婵娟的那杯酒,其实不过是擦除一种历史叙述以便写出另一种历史叙述的试味剂,它让屈原得以无限复活。
但这都是文人的事,太缠绕了。我和我的故乡一样,大概的确没有什么文化,只知道一杯毒酒下去,人就死了,一切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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