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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年前的今天，1949年11月14日，小说《红岩》的女主角江姐被枪决。江竹筠遇害并不是孤立的，因《挺进报》事件被捕重庆地下党总数高达133人。这么大的事件，是源于一次冒进，也源于重庆地下党高层叛变。

江竹筠之所以被捕，是因为《挺进报》事件。有意思的是，《挺进报》早就在重庆出现，但特务机关并没有重视。为什么呢？

《挺进报》开始是很低调的。

1947年3月，《新华日报》被强迫迁离重庆，加上国民政府的新闻封锁，重庆的地下党员们失去了党和军队的消息。

此时国统区的报纸多大肆宣扬，声称军事大胜、占领延安、解放军节节败退。

在单方面的新闻宣传下，重庆一些地下党员感到苦闷焦虑，甚至悲观失望。

这一阶段，几个党员主办了叫做《彷徨》的报纸，内容大体是灰色的，偶尔发一些擦边球的红色文章。

后来，这些党员开始将解放军战胜的新闻编印刷出来，在地下党内部散发，鼓舞士气。

经过深思，重庆地下党市委4大委员：刘国定、冉益智、许建业、李维嘉做出决定，认为有必要扩大对内宣传。

1947年7月，重庆地下党市委决定，将原本小圈子内阅读的无名小报一下扩大了，取名《挺进报》。

重庆地下党市委对于《挺进报》非常重视，先后任命彭永梧（江姐的丈夫）、李维嘉（重庆市委4大委员之一，宣传部长）担任领导工作。

作为内部报纸，市委特别强调：“对内发行，注意保密”。

从7月开始，《挺进报》开始以每期数百份规模，在地下党内部散发，逐步扩散到党外积极分子手中。

《挺进报》主要刊登一些《新华日报》的新闻和评论，从而打破了新闻封锁，使得党内士气振奋。

这边，重庆的特务机构很快就发现了《挺进报》，却并不重视。

当时重庆地下党活动频繁，经常有较大规模的工人、学生运动。军统中统认为《挺进报》不过是地下党内部散发的小东西，影响力有限，没有必要花费精力处理。

《挺进报》从7月开始运作，直到第二年的2月都比较安全。

改变这一切的，川东临委的一个决策。

重庆市委4大委员中唯一幸存到建国后的李维嘉回忆：1948年2月，我接到上级川东临委的指示，要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从第十五期开始，《挺进报》放弃了“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我们四处收集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专给国民党头目邮寄和递送《挺进报》。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和重庆市市长杨森，以及众多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收到了报纸。

多年后，李维嘉老人检讨：但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敌攻心’的策略是过于冒进了。

可以说，特务工作尤其是潜伏，绝对比明刀明枪对抗的打仗，要危险十倍。稍微不谨慎，不但自己送命，还会连累他人。

所以，地下党工作不容许半点马虎，尤其决策者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所谓的冒进可不是好玩，代价是同志们的鲜血。

 

这边，朱绍良的秘书收到一份标注亲启的信件。

秘书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极为震怒，立即让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赶来。

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后来交代：一进门就骂了我一顿。他说共产党还没打到重庆，对我的最后通牒都送来了。在我们后方重庆都这么嚣张，这怎么得了！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骂人。我挨了骂，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恼怒之下，亲手写了一个手令，让徐远举限期破案。同时，朱绍良允许他调动重庆地区军警宪特所有力量。

徐远举无奈，回去以后立即放弃其他事情，集中力量对付《挺进报》。

因为重视，徐远举此次撒网非常大：侦破活动以重庆为中心，并和各地“土特”结合起来，遍及上、下川东20多个县。

这样，仅仅1个多月后，特务就找到了破坏《挺进报》的突破口，抓住了进步书店的店员陈柏林（年仅18岁的党员，小说中的陈松林）。

通过跟踪陈伯林，特务们又捉住了他的上级，中共重庆城区支部书记本名任达哉（小说中的蒲志高）。

 

特务立即对他们刑讯，18岁的陈柏林非常强硬，始终一语不发。

没想到的是，他的上级，有着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任达哉却叛变了。

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交代：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见面。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这个杨清就是重庆市委4个委员之一，负责搞工人运动的许建业（小说中的许云峰）。

许建业被捕后立即受刑，也是一字不吐。不过，许建业家中藏着大量机密资料，他推测特务很快会找到他的家。一旦这些资料泄露就后果严重，许建业焦急万分，失去冷静。

结果，许建业被卧底特务陈远德欺骗（陈远德自称可以4000万元代价，帮助许建业传递消息）。

 

许建业家的资料被抄走，导致20多人被捕。

许建业极为懊悔，3次撞墙自杀，后再不开口直到被处决。

徐远举顺藤摸瓜，先后抓住了2个市委委员：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兼任组织部长冉益智。

4名委员中，只有宣传部长李维嘉侥幸逃走（家中保姆冒死下楼报讯）。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刘国定、冉益智2人迅速叛变。

这一来，重庆地下党受损严重，甚至上级川东临委秘书长萧泽宽、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等人也被抓捕。

涂孝文又很快叛变，由此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的江竹筠（江姐）、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等二三十位地下党员被捕。

据解放初期的粗略统计，由《挺进报》事件直接间接影响被捕的（不包括上、下川东起义失败被捕的）共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的125人中，被敌人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的35人，脱险和释放的26人，自首变节后仍为敌枪杀的4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的8人。

为什么这么多人被捕？关键在于被捕高层多人叛变。以被捕的重庆市委3个委员为例，只有许建业坚贞不屈，而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兼任组织部长冉益智的叛变，导致出现毁灭性的结果。

徐远举回忆：冉、刘叛变后，为了讨好我们，保全自己，两人争宠邀功，像竞争一样出卖党的组织和他们的同志。

这些干部平时给下级做宣传，特别强调忠诚，轮到自己就软蛋了。

需要说明的是，被捕的20多个女共产党，包括江姐在内没有一个叛变的。

这说明什么？

所谓的毒打连女人都承受得了，这些身为大男人的书记、副书记反而没种！

 

当然《挺进报》事件影响还并不止这些。

资料中写到：事件又促成了上川东地区被迫举行武装起义。上川东各县组织遭到群众性暴露，难以隐蔽掩护，干部党员多要求拖上山去，以策安全。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在岳池罗渡召开干部会议，在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被迫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起义在广安、合川、武胜、岳池、渠县等县相继发动，进攻敌人的警察局、乡镇公所，但均告失败。起义过程中，华蓥山游击纵队政委王璞中弹牺牲，还被敌人斩下首级示众。起义地区的党组织又遭受破坏，党员和革命群众被俘、被捕、牺牲达四五百人。

由于《挺进报》事件和起义失败，使川东党受到严重破坏，川东临委所属组织，除川南工委、南涪工委和长寿、铜梁、荣昌等县，以及黔北组织基本保持完整外……其余各地大部分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牵连。

 

至于江姐是怎么被捕的呢？

资料中这么写的：当时，她在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当职员，化名江志伟。5个月前，她的丈夫、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在组织武装起义时壮烈牺牲。地下党组织本想将她调回重庆工作，江竹筠拒绝了。她继续留在老彭战斗过的地方，担任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

1948年6月14日早晨，江竹筠走在万县地方法院街的石梯路上。下了石梯路，刚走到马路边，江竹筠忽然听到有人喊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冉益智。在重庆时彭咏梧因工作需要，与冉益智有过联系，江竹筠知道来人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地说：“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江竹筠更觉不对，按照地下工作纪律，公开场合不能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的。江竹筠不再理睬冉益智，一扭头，绕过冉益智，径直朝前走。

冉益智急了，直接跑上前来，双臂一张，拦住江竹筠的去路。“你想干什么！”江竹筠愤怒地伸出手，想推开冉益智。但2名特务已经冲了过来，抓住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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