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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春天》上映5天了，票房两千多万。以商业维度的表现来衡量这部影片成功与否，显然是不合理的，也并非这部影片的创作初衷。“一定要用电影的手段去记录当下时代的重大事件。”2020年初武汉爆发疫情之后，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提出用电影记录正在发生的故事的想法。看过片子的观众会发现，《你是我的春天》的五个故事正是从新冠肺炎在武汉大规模蔓延开始讲起，有个体、家庭的破碎，也有社区和武汉这座城市的困境，再到医院ICU的悲壮，最后以武汉之外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收尾。
“我们并不是为了评判、歌颂，只是想真实地记录。”《你是我的春天》制片人、中国影协王丹对毒眸表示，影片想讲的是在疫情中普通人的勇敢与坚韧，以及大家是怎么互相扶持着共渡难关的。创作者也是以这样的初衷参与进来的。《你是我的春天》由张弛、周楠、田羽生、董越、饶晓志共同执导，取材于疫情中发生过的真人真事，从搜集资料、采风到剧本创作、拍摄，整个过程中，他们并没有把影片当做一部抗疫电影来拍：“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故事是真实的，创作和表达也是真诚的。”得益于这种真诚，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被《你是我的春天》真实地记录了下来。毒眸在对话了董越、田羽生和饶晓志三位导演和制片人王丹之后，整理了他们的创作故事，以下是他们的自述。董越：现实的丰富性和震撼性会给我们非常多的营养2020年的4月份，武汉刚解封没多久，我就接到了来自中国电影家协会的邀请。题材定下来之后，影协也给我们准备大量的新闻素材，但对我来说，这些新闻不足以满足我对“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期待，所以我决定自己去寻找真实的素材。最早我就知道自己想拍最严峻、严酷的抗疫时期里发生在医院的故事，锁定目标后去武汉当地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这个过程花费的时间很多，在做这个片子的前期工作时，我觉得自己不太像一个导演，更像一个社会调查记者，不断地跟不同的人接触，采访了很多医护人员。前期并不是很顺利，很多医护人员有一些顾虑，作为真正经历过那场危机和困境的人，他们在当时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甚至是绝望。他们的内心、精神可能都遭遇了一些创伤，是不愿意回忆细节的。我就一直在不断地试图和他们沟通，去挖掘更多的东西，直到后来我碰到了故事的原型之一，那对晚上睡在车里的医护夫妻，再结合其他人的经历，才有了影片中医院ICU主任龚臣医生和妻子、同事们的那段故事。
一开始我觉得这个项目做起来难度很大，没什么信心，甚至拖了很久都没有交出剧本。“你总得让我知道你要拍什么吧？能不能讲一下你的大致思路和想要拍出来的效果。”张宏书记问完这个问题后，我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口述了一下，临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你能拍好这部电影。”是他的这句话让我坚定了信心。我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尤其在拍电影方面，因为他对我的肯定，我能够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信任，所以当时我就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这个事情，一定能够拍出一个拿得出来的作品。后来我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标准，无论要具体拍哪一个人物、拍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拍完做完之后我带它回到武汉放映，如果武汉的观众和医护人员是认可的，我就及格了。因为前期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在剧本创作过程阶段就比较顺利，我和《长江日报》的资深记者朱波老师一起把剧本写完，在自己动笔写最后几稿剧本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陌生感了——我对他们（剧本人物）的个性、说话的风格、习惯和心理活动，都已经非常了解。在创作的很多时候，我并没有特意考虑过和观众的沟通，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都是观众，我们都有作为普通观众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创作时）首先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征服自己，让自己很认同这件事情、认同自己的表达、认同自己的作品和真实之间的联系——在和观众交流之前，首先要建立起对自己的真诚，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表达层面，我想呈现的是，当我们的人生面临绝望的时候，到底该如何做选择？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所有叙事上的设计都是围绕它来进行的；拍摄过程中，因为提供了一个高度还原的写实的风格，我所有的工作也是围绕着它来进行的。在我看来无论是叙事技术还是拍摄技术，都不是特别逾越不了的事情。拍摄龚臣抢救他的同事纪永亮医生那场戏，我们只拍了一条，其他的镜头都没有一条过，只有那场戏是一条过的。除了主演黄超之外，其他人全都是真正经历过生离死别的医护人员，他们都经历过同事在自己眼前倒下、去世，所以拍那场戏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那个情绪里面不能自拔。那场戏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无比震撼，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在演戏了，过去的创伤经历全都被唤醒了。有一个女护士，在纪永亮刚刚停止心跳的时候，她已经是在抽泣的声音了，真的不是在表演了。我当时是泪流满面的，几个主创人员也是如此，他们都非常难过，所有现场的人员都被拉回了曾经真正的抢救现场。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复制的，甚至我觉得都不像是在拍电影，就是一种对现实的还原。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创作拍摄经历给我的感受非常多。最早的时候我不太敢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真正拍完之后我的收获特别大。在此之前我只有过为数不多的两部长片（《暴雪将至》和《戴假发的人》）经验，长片的创作、制作思路和《你是我的春天》里这个短片不同，我做这个短片完全是进入到了现实当中去揣摩、呈现、还原。做长片还有很多臆想的、表现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但这个短片我希望它是高度写实的呈现，原本我们对于现实很多的东西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做这个片子我才发现，现实的丰富性、震撼性会给我们提供非常的营养。任何题材、任何大事件都有存在的意义，创作者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勇气和激情来面对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很大的考验——我们能不能去钻在现实的肌理里面，不带有任何的预设的想法，先去观察，然后再从中寻找到现实对我们最有启发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对创作者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者的使命。田羽生：电影很大的功能是记录时代“做一个记录抗疫故事的电影。”听到这个题材我就立刻答应了。那个时候（2020年）疫情还是很严重，但也产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我们想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电影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记录时代，所以能在记录时代的影像里面贡献一点力量，对我来说是义无反顾的。我拍的是王景春老师和赵今麦主演的发生在社区的故事，我很喜欢社区这个角度，它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十几个一线的社区工作人员要照顾一个上万人的大社区，非常辛苦，生病的人在医院被医护人员照顾，隔离在家的人被社区照顾着，他们的工作量很多，有的直接病倒在了岗位上，自己也时刻处在危险当中。
虽然最终上映的版本在剪辑上有所调整，但原本拍摄的时候是把社区的故事展现得比较完整的，有很多邻里之间的关系、书记和网格员们的辛苦，还有王景春老师饰演的社区书记是怎么一步一步病倒的、工作人员小雪为什么崩溃，这背后都是有故事的，最后故事没有被完整地呈现给观众，还是有点遗憾的。拍摄这些故事的过程并不难，难度是在前期创作时，我们对武汉封城这件事情没有太深刻的理解，也是在抵达武汉后进行了一些深度的走访、采访，才深刻地理解到社区的难处。工作人员跟我们讲了很多有趣的、温暖的故事，所以影片里面的故事都是取材于现实的。当最难的部分被解决后，拍摄就相对顺利了。我还记得影片里社区书记和工作人员要被拉去隔离那场戏，拍摄时居民楼里所有灯都关闭，手机的灯光变成了一片“星星”，社区书记眼含热泪，向着这些“星星”鞠躬，那一刻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哭了。小麦的妈妈是在一线工作的医生，母女俩人很久没见面，小麦在家里的窗边站着，通过步伐、姿态认出了被防护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妈妈，她喊了一嗓子“妈”，妈妈回头看了一眼女儿，就这一刹那的交流和情感爆发，让人非常动容。
所以这次创作对于我来说也有非常大的触动，编剧和导演等创作者，因为职业属性的原因，身边的人和生活都是和电影相关的，比较单一，但电影人是要拍很多种人生、拍很多不同的体验，如果不是这次拍社区，我并不会知道社区的故事和工作人员有多辛苦。文本创作时，还是要对生活有足够的了解，最好是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如果说能够再给我一点时间，跟他们一起做一些社区的工作，拍出来的东西会更加真实。影片上映后，我也看到一些不同的观众评论。每个人对于疫情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与抗疫有关的影片提供了让大家回忆这段人生经历的基础。电影有很大的功能就是记录时代，记录这个时代的人的内心、情感。当我们满头白发、经历了蹉跎岁月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影像，不管当时觉得它好还是坏，但其实它会唤醒我们埋藏在心底的很多情感，所以重要的并不是当下票房多少、观众说它是好片还是烂片——记录真实的东西是要经历岁月的洗礼的，在很多年之后，通过影像，我们仍能记得很久之前发生的故事和细节，这是我认为它存在的意义。饶晓志：我们不应该回避疫情2020年初，在封闭了很久之后，我去了乐山，还开玩笑说乐山适合拍电影，巧合的是，刚进酒店没多久就接到了影协的邀请。当时我和两位编剧聊，觉得乐山大佛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真正决定做这个电影时，我很想用儿童的视角。疫情中孩子们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怎么看待疫情，这一点很少被关注和展示。所以我拍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乐山一个家庭里，妈妈作为医护人员去支援武汉，爸爸和小孩留在家里，回归到最本质的这种家庭的情感中了。父母与子之间的血浓于水，夫妻之间的互相关心，我们确实是家庭观念很重的民族，所以这种情感和普通观众是很贴近的。我拍摄的这个故事是相对轻松、有趣的，它不发生在暴风眼的中心武汉，而是通过周边的视角去呈现疫情的影响下，很多人依然是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的，在困难面前，乐观的力量也很强大，可以消解掉一些苦闷。我印象很深的是片子里的小孩喊大佛的那场戏，因为我们创作的开始兴奋的点就是可以冲到乐山大佛的对面去拍摄这个场景，所以也是满足了自己的创作欲望的；还有影片中的爸爸（黄晓明饰）被儿子泼方便面水这场戏，也很好玩，每天和孩子在一块“战斗”，氛围也很好。
我其实并不觉得这是一部抗疫电影，这三年来疫情已经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回避这件事情，疫情也并没有过去，是我们共同的生活经历。所以不需要把它当做一部抗疫电影来拍摄，而是我们共同情感的表达。王丹：记录是我们的初衷最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想拍一部电影，及时地记录正在发生的故事。大家一拍即合后，很快就明确了影片首先要从真实故事里进行创作，要讲“无名”的小人物的故事，也想请青年导演来拍摄，用他们的视角来记录还原这个时代。其次，这部影片要有一定的公益性质，演员参演、各地国有电影企业的参与，也都是在影协的号召和组织下来做这件事的——基本上所有人都第一时间答应参与进来，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正在发生的事、也想用电影的方式来记录。最初我们找了很多编剧，搜了大量的新闻素材，素材分类后大概形成了九个领域的选题，把这些选题提供给五位导演，同时让五位导演来报他们自己的选题，进行了几轮的双向选择。黄渤主席在这个阶段介入进来，作为监制和张宏书记一起统筹安排选题的分配，最后形成了影片目前的格局。
五个导演分别创作拍摄了青年人的爱情、社区、暴雨风中心ICU和农民工卖口罩的故事，以及脱离武汉视角、用全国视角来看武汉暴雨风疫情中心的乐山故事。因为要求所有故事集中发生在疫情刚爆发的那15天时间当中，所以最后这个电影形成了多时空平行的故事。影片在2021年3月1号五个剧组同时开机，大概一个多月就拍完了，都比较顺利。2021年6、7月份我们找到了许宏宇，请他把这个时空故事进行串剪，最后形成的是青春奏鸣曲的感觉，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同时发出，尽可能贴近当时我们的感受，同时不加评判，也不加弘扬。所以整个影片在剪辑上尽量去掉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最开始还有大的音效，有字幕和纪录片片段，最后都删掉了，包括音乐也做了大量删减，为的是尽可能地还原现实，用真实的情感去和观众交流。原本我们是做成五个单元的短片组合起来的形式，但考虑到每一个短片的力量还不足够去支撑整个记录时代的效果。在穿插剪辑后，我们突然发现它呈现了一个加持的状态：影片最开始从一个人进了医院，到更多的人逐渐汇聚到武汉，社区是如何应对的，有疫情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然后剧情的“暗夜时刻”放在医院的ICU，表现的是医生是如何像打仗一样继续前进的；最后又有家庭的温馨来延展，其实是开放式的结局——这样的串联能呈现疫情不同阶段的展开，观众的情绪上会有更深的感受。
在影片前期策划时，五位导演有很大的创作空间，没有被干涉，但影片的主题十分明确的：呈现疫情爆发初期我们的应对，以及，我们依靠什么来走过那段最艰难的时刻的。最后影片传递出来的情感和力量，是创作者们自己的，不是我们要求的，我们没有要求歌颂和煽情，但是在前期调研、创作和拍摄阶段，每个创作者都感动了，因为这些是所有人都会感同身受的情感。直到影片上映，疫情并没有完全过去，《你是我的春天》存在的意义一定是记录，我们是以记录为初衷的，而且观众的反馈也是感受到了不加渲染的真实和直面的力量。这部影片和我们面临的当下的现实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都需要重新思考疫情给人生、时代带来的变化，以及如何去积极应对这些变化。电影人用电影的方式来表达，表达本身就是记录。《你是我的春天》是对当下的时代和情感非常鲜活的记录，它不是命题，而是每个人真实情感的真诚表达，这种真实的力量是可以传得很远很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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