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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如果说枪支是我军杀敌的轻武器，那么作战军用地图就是帮助指战员决策、掩护部队转移的“重型武器”。军用地图是反映实际地形最可靠的资料，是指挥作战的决策者和参谋人员运筹帷幄的重要依据，被喻为“行军的无声向导”“军队的眼睛”，指战员的命令正确与否直接取决于地图敌情分析，是克敌制胜的核心环节，是军队指挥作战必不可少的工具。
开创我军测绘先河的张国器和他的战友们在无声的战斗中为抗战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国有斯人，山河万里明疆界；器凝心血，版图一张荐尧舜。”墓碑上的挽联是对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和高度肯定。
近日，记者走访了现居廊坊的张国器之长子张豫晋，讲述他父亲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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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第一考入晋大投身革命
张国器1912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出生在原赵城县好义村，自幼文雅好学，少慕戎轩。但是命运多舛，张国器6岁时母亲暴病身亡，作为长子的他只好与父亲张顺大相依为命，维持生计，但父亲又在他14岁那年撒手人寰。寡妇伯母见张国器孤苦伶仃，她又膝下无子，遂将他收养，但由于从事农活，无暇学习。邻居张明德之母心地善良，非常同情他的遭遇，看到张国器求学心切，便将其送到蒲县贫民学堂。毕业后张国器考入临汾第六中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随后考入太原三晋高中理科，1931年夏又通过全省会考，进入山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习。
当时的晋大是高收费学校，张国器又面临着严重经济困难。天无绝人之路，张国器的聪慧特长帮助他找到了出路。晋大时一位外籍教授总是向学生们发油印讲义，而教授自己无暇顾及，希望能找一名学生帮他刻蜡版。张国器在高中时学的德文，随后又学了英文，他两种文字都写得很漂亮。一次这位教授看了张国器的作业，就问他能否帮他刻写讲义。从没刻过蜡版的张国器由于谨慎不敢答应。这位教授递给他一块钢版一支铁笔和一张蜡纸让他试试看。张国器写了几行，教授一看，非常满意张国器的作品，以每张8分钱的酬劳让张国器帮忙，张国器也由此接触到了制图的原理和精髓。这样，只要有讲义，张国器就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制图，后来这位教授教水利专业课，要求张国器给他画水利机械图，张国器又接触到了新的学习领域，在学习兼打工过程中，他积累的制图测绘的经验，对后来的抗战测绘工作影响很大。
抗战时期的张国器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省各地开始了连绵不断的抗日民主运动，晋大校园虽笼罩在阎锡山的高压政策下，但也涌动着抗日救亡的洪流。1933年日军进逼平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晋大校园内抗日运动由秘密转为公开。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张国器再也坐不住了，便与其他热血青年成立了“学生军”，到群众中开展活动，刻印传单，张贴标语、壁报、上街游行，以唤起民众投入抗日洪流。热血沸腾的张国器成了学生军负责人之一，参加领导了学生军的许多活动，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和好评。
牺盟会在太原国民师范建立了军政训练班，培养抗日救亡干部，薄一波兼任组织科科长。1936年张国器参加了军政训练班，任组织科干事，在薄一波的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张国器非常敬重薄一波，把他当作人生道路上的导师。薄对张也非常器重和信任，将他作为党的重点培养对象。1939年夏，经组织批准，张国器赴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团第一连第一班深造，半年后返回太原决死队，担负绘制地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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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总司令赞誉张国器绘制的地图为我军一创举
“抗战早期，我军军用地图的主要来源是国民党提供和缴获，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的八路军部队，除129师的386旅全部外，还有两个山西新军的决死纵队，共有近40个团的正规部队。这时我军用图极感困难。”张国器长子张豫晋在采访中介绍，“在这种情况下，决死1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决定，把调往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归来的参谋、干事、艺术人员，抽调20～30人，集中起来，成立‘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以求复制翻印一批地形图出来，解决部队急用之需。这样，我父亲他们20多名从抗大学习归来的同志，就被抽调集中起来，上级指定由候济东任组长，我父亲任学习组长。”
但是由于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这项工作，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候济东打仗时使用过军用地图，自己也能勾画草图。张国器在大学工学院读书时是学机械工程的，学费的唯一来源是课余时间拼命地为学院抄讲义，描红各种各样的机械图，也算与“图”有过接触，张惠民在抗大2分校曾学过地形测量，裴元晓原来是在印钞票的工厂做过校对，也懂一些复印翻版的基本原理，他们就这样铺开摊子干起来。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恶劣的敌我斗争形势考验了张国器的革命意志，但他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翻印复制地图的任务，最早在“太行”这个概念的战略区域，诞生了人民军队第一批专业的测绘制图人员和机构。
“我父亲边干边学，一支毛笔，一张药纸，蒙上图底描红，照葫芦画瓢。几天后，每人描出一张，送到司令部去审查，薄一波司令员兼政委在我父亲画的那张图上批了‘大有可观’四个字，这大大鼓舞了我父亲的干劲，增强了绘图部门的信心。”张豫晋说。
“看我父亲能胜任翻印地形图这个任务，司令部给他下达了翻印太岳全区军用地图的任务，但工作开展的时间不长。在8月发动的百团大战第三个阶段的反“扫荡”战役刚开始，我父亲放下工作，全力投入到服从大局的反‘扫荡’作战中去，在山里和敌人兜圈子。这样转了约有一个月，到百团大战胜利结束，我父亲才回到原驻地沁源县流水峪继续制图。直到1941年2月，才全部完成太岳地区的地图翻印任务。”张豫晋说。
百团大战后，八路军总部左权副参谋长看到“决死一纵队”翻印描绘的地形图，高兴地称赞：“画得清楚，清晰可观！”并叮嘱薄一波同志：“太岳任务完成后，这些人你们不要分散，可以给我们送到总部来。”
1941年2月，薄一波亲自写信调张国器和其他二位同志去总部工作，并写介绍信给左权副参谋长。不久，八路军总部测图室成立，张国器负责地图翻印工作，他又一次失去了上前线“杀敌立功”的机会，命运将他与地图紧紧联系在一起。
朱德总司令见到测图室张国器等同志绘制的地图，感叹道：“这是我军的创举！”亲自命令属下送去物质奖励。日后，总部将测图室转编入129师，刘伯承师长亲自任命张国器为制图股股长，1943年制图股编入到太行军区司令部。
张国器在“太行”战略区测绘制图工作的奠基阶段相当艰苦。毛笔是当时的可用工具，一支画直线、打图边，连一支乌咀（鸭咀）笔也没有，怎么画直线？张国器用毛笔帽的竹片夹住来画，效果在当时条件下还是满能叫人满意的。为了解决由单数变成多数的复印问题，司令部还设有一个小型石印厂，每份图印刷100多份，不仅满足了太岳本区的需要，还给机关送了一部份，也解决了党政机关和兄弟部队的部分用图难的问题。
无论怎样困苦的条件下，以张国器为代表的总部制图股都始终保证完成工作和印刷设备的安全。“1942年反扫荡中，父亲他们制图股分散突围，父亲每一次都是将机器拆解分散掩埋后再撤退。有一次在村子掩埋机器后，敌人就追过来了，我父亲拉着另一位同志跳土崖逃生，由于新翻的土地松软，我父亲没有受伤，这样连着跳了三四次土崖才脱离危险。后来得知，没有跳崖的同志都牺牲了。”张豫晋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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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定边界再立新功
1948年9月8日-13日，华北军区制图科接受军委作战部下达的特急任务，经过三天七夜的突击，用三种颜色，在36块漂白布上完成1：200万的全国大挂图编绘、缝纫、拼接，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联名写信表扬，并给予物质奖励。
商讨中缅边境问题（中间站立者为张国器）
新中国成立后，由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张国器担任军委作战部测绘局军事图书制印处处长，并负责总参测绘局、解放军测绘学院的筹备、基建、设备引进的领导工作，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为军事测绘的业务、人才和作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张国器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并被授予大校军衔。张国器主持了“文革”前历次重要军用地图的制印工作，保障了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等重大军事行动。1956年7月，周恩来总理任命张国器担任总参谋部测绘局副局长。张国器作为我国政府谈判代表团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顾问、代表、国家测绘总局副局长与缅甸、巴基斯坦、苏联等国从事边界谈判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捍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疆界的完整。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7年，张国器在北京因病去世。
“我父亲谨慎的工作态度，攻坚克难的精神，是留给我们家庭最珍贵的财富，为国家服务，为民族服务，不计个人得失，我们永远坚定这个信念，让它成为我们的家风。”张豫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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