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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度的重阳节来临了，我在想念一位忘年交老人。
老人姓瞿，大名可龙，因为排行第五，我们都叫他五爹。
五爹的身份很复杂，他的父亲是我们这一带的大地主，也是庶吉堂的末代主人。他是抗战时民校创始人瞿然的胞弟。儿时父亲告诉我，五爹的老伴是我们萧家的女儿，父亲叫她堂姐，我们叫五爹为媠父。
媠父长得很粗犷，胡子占据了他脸部的一半，他的笑声爽朗，一串哈哈过去，如春雷滚滚。后来有人告诉我，五爹的胡子叫络腮胡子，只有性情耿直的人才会长这个呢。你看你看，张飞和李逵，不都是长这种胡子的吧。
后来有人说，五爹还是一位“老革命“呢。他虽然出身于一个大地主家庭，但他的几个哥哥都是地下党员。尤其是大哥瞿然，是桃江一带早期共产党员。
五爹是我们家的常客，乡下人有串门的习惯，尤其到了晚上，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相互串门。大家坐在某家的一盏煤油灯下，围坐在火塘边，开些荤素之间的玩笑，权以打发一天的辛苦疲劳。
五爹是经常来我家的，有时坐得太晚，父亲就要我去送他回家。于是，漆黑的夜晚里，一老一小就着一盏“提灯”在很窄的乡下小路上走着。到他家了，他就不让我回去了，就在他家睡觉。小孩子家幼稚，临睡时突然有这么一个奇怪的想法，他是老地主，我是贫农的儿子，该不回害死我吧。老师的课堂上说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已经根深蒂固地刻进了儿时的大脑。当时，亦不知道我是怎样把慈眉善眼的五爹和心狠毒辣的恶霸地主联系在一起的。
五爹很喜欢看书，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微信之类，乡下读书的人并不多，读书不多是一回事，资源限制也是一回事。可五爹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渠道搞来那么多书的。他的一部分书整齐地摆放在枕头边，大部分的书放在哪里我就无所谓知道了。现在，我可以坦白地说，我是从那个时候在五爹的枕头边认识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的。
五爹的宿舍里我可以穿堂入室、毫无禁忌，他的书可借，但大部分是“偷“，看完后再完璧归赵。他的书不见了，会到我家来找，我如果没有看完，就会躲起来，让他找不着。这时，五爹就会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叹气而去。
五爹是不酒的，但我到了他家里，会热情地留我吃饭，要他孙子去附近经销店打5毛钱散白酒来。我一直把喝酒当成一种享受，所以喝得很慢，五爹会在旁边陪着，说起我儿时的琐事。“你的名字还是我取的呢”，五爹大笑着说。
上世纪80年代，五爹被摘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经上面调查，在他大哥瞿然召开地下党会议时，五爹是站岗放哨的人，而且还有五羊坪村地下党员熊子俊、张碧如夫妇证明。所以政府每个月给他90元钱，承认他为革命做过贡献。90元钱虽然不多，但政府承认了我在解放以前为党做过工作呢，五爹逢人便说。
摘了“帽子“的五爹焕然一新，他解除了一切羁绊，自由出现在家乡的土地上。五爹说，这里的乡亲们从来没有歧视过他，一直把他当成好兄弟看待的。压抑在他头上30多年的“帽子”一旦摘掉了，五爹终于能和贫下中农们平起平坐了。
五爹在他80多岁时，仍然在村里已经硬化的水泥公路上大步流星地走着。他喜欢讲“传书”，把书上看的故事揉以乡土语言，形象化、逼真化把故事里的内容再度展现在人们面前。如果哪家新添了人丁，五爹就会把50元或100元钱用红包封好，放到婴儿怀里，以示祝福，如果谁会推辞，他就会生气。每逢此时，主人就不好意思再度推却了。
五爹是抽烟的，但他没烟瘾。有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应景似的抽一支。对于烟的好歹，五爹从来没有计较过。他说，如果把灯关上，他根本无法分清5块钱一包的烟和几十块钱一包的烟有什么区别。“能出烟就行啊”，在五爹眼里，烟只是一种应酬。
父亲在世时，常说起五爹有过打虎的壮举。解放前，斋饭山山高林密，常有老虎出没，还时不时袭击人畜。于是，由五爹出头，组织了一批人打虎。开始由乡民们赶山，鞭炮也不知放了多，终于把那只老虎吓出来了。经过你追我赶、围追堵截，浑身疲惫的老虎狂奔冲向五爹埋伏的地方。当老虎出现在五爹视线里的时候，五爹也没瞄准，也许是无暇瞄准，对着老虎轰的一铳，把老虎打死了。可我父亲说，五爹那一铳是吓响的。五爹极力反驳，大家都知道我父亲和五爹是“郎舅”关系，是“欢喜冤家”，也就一笑置之。
五爹喜欢打牌，但不赌钱。那牌叫什么升级乌龟，两副扑克牌，4个人，拿在手里有厚厚的一叠。赢了，五爹就会高兴得如小孩般手舞足蹈。输了呢，脸便呈红色、出粗气，直到另一轮开始时，才平静下来。
后来，我去了常德，每次回家，都会在五爹家里坐坐。80多岁的老人，精神矍铄、思维清晰。我们照例是一支烟、一杯开水聊着天。五爹的记忆力惊人，爱“翻古”，说到我儿时的幼稚，一老一小会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